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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成事情的手段有很多，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问题，有人说只要目的达到了便无关过程；也有人认为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即便达到目的，也不能谓之为高明。总体而言配资资讯门户，苏联领袖斯大林是一位政治才华出色、手段卓越且善于驭人的统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不计代价地发动20世纪30年代那场政治运动的呢？

显然，对政治场的整肃是斯大林彻底掌握最高权力的必经之路，但笔者认为，对于彼时的他来说，对军队下手更加迫在眉睫。

1919年2月发生的苏波战争中，苏军上演了如此奇葩的一幕：在一些战斗中，不少苏军部队已搭乘列车抵达前线，却接到命令称不准发动攻击，而是原地待命，等待骑兵从后方骑马赶来，结果大好战机就这么被白白贻误了。

在诸多错误的促成下，总兵力几乎达到波兰军队4倍的苏军，居然险些兵败华沙城，所谓“惨胜”成了最后的遮羞布。要问其中的原因，苏军军官团体素质的低下可谓首当其冲。

从资料来看，苏波战争时期，苏军陆军指挥员缺额率达到20%，而绝大多数指挥员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只在基层军事学院接受过速成培训。对于苏波战争而言，军官团体素质低下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军队战斗力孱弱也是问题导致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苏军决策层派系的斗争。

苏联是在战争中诞生、在战火的淬炼下走向强盛的国家，战争无可避免地造就大量勋贵，20世纪30年代以前，表面上看，苏军将星如云十分强大，但内部实际上却是派系林立，党同伐异相互倾轧，可谓热闹非常。

1935年，苏联高层为5位功勋卓著的军事统帅授予元帅军衔，即为苏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大元帅”。这五位元帅位极人臣，一时风光无两，然而此时的他们却早已貌合神离，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

我们先来说其中最有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此君在军事史上的地位极高，是苏军之中当之无愧的箭头人物，被西方国家称为“红色拿破仑”。甚至有说法称，正是慑于图哈切夫斯基的才华，德国才不敢入侵苏联。直至今天，仍有不少人假设倘若图哈没有英年早逝，历史进程会不会因此改写。

我们不否认图哈切夫斯基的出色，然而对于当时的苏军而言，由他主导未必是件好事。换句话说，几乎被奉为神明的图哈切夫斯基，很有可能被高估了。

西方国家将其形容为“拿破仑”，其实恰恰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他的局限性。倘若读过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您便不难发现他对进攻究竟推崇到了何种地步。

如今公认战争是国力的比拼，没有钱根本打不起仗，然而在著作《现代战略问题》中，图哈切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战争建立在经济消耗之上。虽然他并没有从正面否认“战争的长期性”，但却不止一次地强调进攻的决定性，提出以“最经济、最迅速和最坚决的进攻解决军事任务”的主张。

某种意义上讲，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战略是非延续性的，就拿苏波战争为例：由图哈切夫斯基策划的针对华沙的总攻，苏军兵分几路，试图通过一轮疾风扫落叶般的攻势将波军的强点各个击破。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彼时苏军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强度的进攻。因此，在挡住苏军的攻势后，波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苏军的绕后，苏军顿时陷入溃败。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足足2天后，图哈切夫斯基才得知波军偷袭的消息，此时一切都晚了。由此可见，对于苏军而言，图哈切夫斯基高超的军事才华犹如空中楼阁，强攻弱守是他明明知道却不去解决的命门。

图哈切夫斯基被认为苏军“大纵深作战理论”的奠基者，事实上，真正为“大纵深”注入灵魂的，是苏军早期的灵魂人物伏龙芝。而要命的是，图哈在苏军中至高无上的声望为其赢得了巨大的话语权，超前的战略目光驱使他要求苏军大力研发新式武器以应对未来战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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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式武器”就是我们熟悉的坦克、重型轰炸机等，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然而在当时，它们却差点要了另外一帮人的命——站在图哈切夫斯基对面的，是以被称为“红色元帅”的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一群老派将帅。

伏罗希洛夫的发迹可以说是一场巧合：1918年，受列宁同志委托，斯大林以全权特使的身份被下派到察里津地区负责征粮。名义上手握“尚方宝剑”，察里津地区的干部自上到下几乎都是托洛茨基的人，斯大林空有名头，实际就是个光杆司令。

斯大林想要逆风翻盘也不是没机会，反而道路很清晰。原来，彼时察里津地区掌握兵权的是斯涅萨列夫将军，此君是由旧俄军队投诚而来的军官，苏军正是用人之时，托洛茨基便把斯涅萨列夫纳为心腹。然而后者什么都好，对苏维埃政权也非常忠诚，就是军事思想陈旧才华平庸，一胜难求。几场仗下来，察里津官兵士气低落，地区局势危在旦夕。

斯大林想要争取主动，亲自带兵打一场名副其实的“翻身仗”建立威望，从而夺取话语权。正愁无人之时，伏罗希洛夫带着两个被打崩了的军恰巧路过，更巧的是，他恰好又比较认同斯大林的政治主张。两人一拍即合，斯大林立马重整了整片地区的政权军权，在接下来的察里津战役中歼灭白军万余人，敌军被赶回到顿河右岸，就当时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大胜。

可以说，伏罗希洛夫赋予了斯大林新的政治生命，两人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伏罗希洛夫要做什么，总会站在斯大林的角度考虑。

话说回来，在军事理念方面，伏罗希洛夫跟图哈切夫斯基恰好又是两个极端，后者思想太过超前，显得华而不实；前者又太过“踏实”，没有半点创造力。图哈想要研发新式武器建立机械化兵团，伏罗希洛夫却是炮兵出身，又与骑兵出身的铁木辛哥、布琼尼等人交好，担心新兵种会损害他们在军队中的利益。

1934年2月，图哈切夫斯基曾与乌博列维奇等年轻将领，就新式武器的研发问题联名写信给苏联国防委员会，却遭到时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的刚硬拒绝。这场讨论演化成了争吵，双方矛盾公开，最终惊动了斯大林。好在斯大林格局够大，批准了新式武器的研发计划，但或许从此时开始，斯大林便已经意识到整肃军队的重要性。

其实，苏军内部的斗争不只包括新旧两派人，同为“五大元帅”之一的叶戈罗夫，跟图哈切夫斯基的关系也不怎么好。虽然两人在军队建设上的意见相同，都主张建立强大的装甲部队，大力研发新式武器，但叶戈罗夫非常不满图哈轻视指挥员培养的做法，两人经常为此发生争执。

史家认为，当初苏军兵败华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后方友军暗中拒绝为图哈的部队提供支援，其中就有叶戈罗夫。而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官中，叶戈罗夫也赫然在列。由此可见，即便表面再高尚的人，实际也是有私心的。

总而言之，彼时苏军虽然看似强大，但由于内部的不团结，战斗力究竟有多少，这实在是说不准。此外，苏联军队由托洛茨基一手缔造，为应对苏俄内战，军队在仓促组建时保留了一些作风，直到30年代初期，这些问题都没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点令斯大林尤为担忧。

作为高明的政治家，斯大林比寻常人多看了不止一步。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在刊登于《真理报》的文章中就曾有预言：苏维埃政权日后无可避免同西方国家爆发战争。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世界局势突变，英法的衰落使世界版图出现真空，纳粹德国、苏联等新诞生的政权不断扩张，在利益上已形成直接冲突，连隔岸观火的英国人都认定，苏德之间必有一战。

斯大林或许并没有真想动手，却一早就开始准备战争了。然而，倘若军队一直处于无休止的内耗中，或是继续遵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思路建设，重攻轻守，那么后果是无法设想的。斯大林想要夺回对军队的主导权，就必须先推倒图哈切夫斯基等人高如城墙的威望。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利益考虑还是切实需要，一场威力够大、速度够快的“海啸”都是亟需的。

不过，在这场灾难中，斯大林并非没有疏忽，他在用人上有着严重失误，差点导致局势失控。

最早负责此事的是契卡领袖亚戈达。此君是捷尔任斯基的亲传弟子，办事效率却下手不够狠。虽然在运动发起初期，亚戈达逮捕了不少人，但除了“不得不杀”的，他则是能放就放，没能领会到领导的用意。

接替他的是叶若夫，此人学历低头脑简单，没有任何在政治素养，下手够狠，是当“枪”的合适人选。斯大林想借此人之手快速达到政治目的，谁想叶若夫上了头，不但“超额完成任务”，靠杀一路爬到苏联二把手，人们惧怕他，把他摆在了跟斯大林几乎平齐的位置上。有资料称，叶若夫甚至曾图谋除掉领袖本人以取而代之。

可以说，由于用人的失误，这场行动已经某种程度地失控了。因此在一些文献中，那场灾难也被称为“叶若夫时代”。

好在斯大林留了后手，火速起用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并使灾难趋于平息。如今不少人把这场灾难的责任归咎为贝利亚，实际上恰恰相反，他在其中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

正如我们在文章之前所说，成事的目的只有一个，手段却有很多。不难看出，彼时的苏联上下矛盾重重暗流汹涌，一场整肃是无可避免的。

就苏军内部的整顿而言，斯大林大可采用更具技巧的政治手段，例如炮制军事失误进行嫁祸，强行要求图哈等人退休甚至是软禁，根本没有必要痛下杀手。但换个角度来想，以图哈这种级别人物的威望，一旦撕破脸皮，斩草不除根，谁又能料到日后会有怎样的麻烦呢？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只用温和的手段对付敌人，恐怕历史上也就没有“斯大林”这号人了。

主观上讲，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政治灾难确实有失明智配资资讯门户，不能说是正义；客观上讲，它又一举摧垮了苏联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重建起了统一的秩序，这也为苏联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它或许不是正确的，但却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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